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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徐懷中論
來源:《中國文學評論》 |  朱向前 徐藝嘉  2021年01月15日08:45

摘要:闡釋“徐懷中文學現象”的外在表現與內在成因,需要對徐懷中文學風格的發生、發展與演變作一番追根溯源式的探索與重讀。徐懷中跨越70年的創作生涯,主要表現出如下幾個特點:數量之少與質量之高形成強烈反差;敏感於時代的脈搏,前瞻於時代的風尚,與時俱進地在不同歷史時期從邊緣而突入中心;為軍旅文學貢獻了具有突破性的藝術形象。徐懷中的創作風格,經過時間的沉澱與淬鍊,由柔美走向雄渾,從寫實到達寫意,最終將兩種極端的風格完美融合,妙到毫巔。徐懷中文學成就的取得,究其原因,是他從未停止文學的探索、思考和文學觀念的蜕變、轉型,不斷自我超越,自我突破,終至完成文學本質的創新,營造了一座軍旅文學高峯,奠定了當代文學重要作家的地位。

關鍵詞:徐懷中 創作風格 軍旅文學

 

楔子

2018年,步入90高齡的徐懷中先生終於為長篇小説《牽風記》畫下了最後一個句號。在鮐背之年完成一部長篇小説,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堪稱奇蹟。尤其是小説自當年12期《人民文學》刊出以後,迅速成為出版界和評論界的熱門話題,各路方家的好評高論此起彼伏,風頭勁健,一路牽風而行,直至2019年秋,以最高票(與《人世間》並列第一)榮膺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正可謂實至名歸,眾望所歸。至此,徐懷中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沉潛醖釀,攜一部繁華落盡見真淳的薄薄小冊子,再一次站到了當代中國文學界的聚光燈下。

回首往事,不禁讓我們想起徐懷中的創作軌跡——這位在圈內“偶爾露崢嶸”的作家,創作生涯近70年,發表作品不足百萬字,卻能在不同歷史時期獨佔鰲頭,推出切中時代節拍,甚至引領創作風尚的作品,不斷挑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終至文學高峯。寫作戰線之長、作品之少和標準之高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與反差,從而留下了巨大的文學探索空間,也為我們研究徐懷中本人和這一文學現象(姑且稱之為“徐懷中文學現象”)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其實,徐懷中的創作路線極為清晰:概略可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相應的寫作時間對應在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和21世紀之後。他的早期作品寫於西藏和雲南,處女作中篇小説《地上的長虹》(1954)和此後的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1956)皆取材於修築康藏公路的經歷。作家懷着對西藏高原壯麗景色的嚮往,對邊疆火熱鬥爭生活的憧憬和濃郁風土人情的興趣,採擷身邊的故事和積累的素材進行創作。《我們播種愛情》的發表為徐懷中贏得了最初的文壇聲譽,也奠定了他創作的現實主義底色。在20世紀50年代,結合邊地生活的實踐經驗,他接連寫下了《十五棵向日葵》(1956)、《雪松》(1956)、《松耳石》(1957)、《賣酒女》(1958)等短篇小説。在這些作品中,“徐式寫作特色”進一步明晰:他筆下的人物有一種率真和樸素的美,充滿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渴望與激情,語言洗練、睿智、瀟灑。同時,在現實主義的風格之上,又逐漸增添了故事性元素和傳奇色彩。這一尚處於萌芽的創作特點在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1959)中得到極致發揮。《無情的情人》由短篇小説《松耳石》改編而成,通過一對戀人的離奇糾葛講述一個階級鬥爭與愛恨情仇相交織的復仇故事,透露出一種熱烈、大膽、奇異的野性之美,是開放在電影文學之中的一朵“鮮異之花”。至此,我們不難發現,30歲之前的徐懷中不光是寫作的一把好手,同時還是一把快手,短短几年時間,他就以斐然的創作實績,初步構築起了屬於自己的文學王國。

但是,由於《無情的情人》突然遭遇的一系列批判,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學新星徐懷中倏忽沉寂了,而且這一沉差不多就是20年!一個作家從30歲到50歲,本該正是富於創造的黃金年齡,卻不得不交了“白卷”,想來令人萬分痛惜!直至1980年,徐懷中低調復出,就以短篇小説《西線軼事》高票當選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説頭獎,震動文壇,並且一舉開啓了新時期軍旅文學先河,被譽為軍旅文學的“換代之作”(其實,幾乎同期發表的堪稱《西線軼事》姊妹篇的中篇小説《阮氏丁香》亦為佳作)。作家的創作靈感伴隨着時代封印的解除而爆發出來了!他的情感是豐沛的,同時又是剋制的。穿透戰爭表象,直抵社會生活的細部與根部,苦苦思索這場戰爭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人心到底產生怎樣的震盪。他在戰爭文學的炮火硝煙之中另闢蹊徑,將讀者從殘酷的正面戰場引入歷史的深處與人性的豐富之中,貢獻出了劉毛妹這一富有另類美感的軍人形象,從更深層次挖掘出了軍人的當代價值,和極富歷史感的時代精神。

此後,差不多又是一個20年,除了中篇小説《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1984)之外,人們又讀不到徐懷中的新作了,只聽説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創辦了一個文學系,並很快推出了莫言等新人新作,引領文壇時尚,其伯樂的風頭一時無兩。加之他隨後不久即出任總政文化部部長,忙於政務,作為作家的徐懷中倒是又漸漸淡出文壇了。這禁不住讓喜愛他的讀者為之懸心:一個20年未發聲的作家,剛剛突出重圍,聲譽日隆,卻又倏忽擱筆,又將耽擱多少年呢?如果就此結束寫作生涯,那是一件多麼令人惋惜的事啊!

而事實上,在此期間,徐懷中儘管沒有新作問世,但並未停止對文學的探索、思考,和文學觀念的蜕變、轉型,直到世紀之交,甫一出手便以 “變臉”而“聲勢奪人”,連續兩期在《人民文學》推出短篇小説《來也匆匆,去也匆匆》(1999)和《或許你曾見到過日出》(2000),這兩篇可視為徐懷中創作過渡期的代表作。前者風格奇詭,若説是先鋒,卻語詞地道,簡約凝練,一派現實主義作風;但若説是傳統,情節結構又出神入化,毫無邏輯。後者則自然平淡到極點,直接運用談話口吻,流暢樸實,與前者面貌又大為不同。二者相繼問世,看到標在上面的作者名字,讓人大呼意外,似乎絕對不可能出自徐懷中之手!這兩篇小説的反響並沒有多麼熱烈,然而它們的出現,實則是徐懷中拋卻固有模式,“回返文學自身規律,亦即回返我自己的未來”的一次努力嘗試,也為後來“舉全身之力而一擊”的晚年心血之作打了個“前戰”,更昭示着徐氏創作風格的兩個面向——平淡與傳奇,向着各自的極點無限擴張,充分舒展,最終達到渾然天成與奇幻詭譎高度融合的極致境界。前一個風格特徵的代表作是融小説、散文、通訊、政論於一體的長篇非虛構文本《底色》(2013),後者則是短小精悍卻又意味幽深的集大成之作《牽風記》(2018)。兩部作品是徐懷中在晚年融合了生命體悟的文學結晶,獲得業界高度認同,接連折取“魯獎”“茅獎”兩項文學桂冠。也由此,徐懷中在耄耋之年實現了又一次和以往告別的鳳凰涅槃,創造了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傳奇,也與中國藝術的“晚鬱風格”現象不謀而合——杜甫少年成名,一生流離坎坷, 56歲有感於多舛命運,留下《登高》絕句;國畫大師齊白石60歲後“衰年變法”,直至90歲爐火純青,臻於化境……許多藝術大家和學術大儒,皆是經歷了時間長河的滌盪,完成個人經歷的沉潛式思考,在晚年再一次爆發出創作活力,達到藝術上圓融開闊的自由狀態。用徐懷中的創作情況來觀照,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一、柔美與雄渾的高度融合

如今,面對徐懷中跨越60餘年的全部創作文本,我們不僅能清晰地感覺到他的文學成長史,還有藴藉其中的作家流動的生命。這條創作生命的長河儘管奔湧了60餘載,卻仍然是如此清澈、清新、清純,引得一代代讀者駐足忘返。

查詢徐懷中作品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雷達、陳駿濤、範詠戈、方位、周良沛等評論家對他早期和中期作品關注較多;而晚期作品《底色》和《牽風記》發表後,又掀起新一輪評論熱潮,高平、朱向前、王中才、陸文虎、張志忠、劉大先等老中青三代批評家都曾先後撰文評價。但是,關於徐懷中一生創作的綜論卻迄今未見。綜合比較研讀這些文章後,我們認為,雷達先生寫於1985年的《徐懷中風格論》是評論徐懷中中、早期作品最具代表性和較有見地的一篇文章,觀點也多為筆者所認同。雷達提出的最重要觀點是將徐懷中創作的主要風格概括為偏重“柔性美”。同時,也指出了徐懷中作品的時代侷限性,繼而提出:徐懷中是名家,而非大家。雷達在文章結尾不無期待地指出:“既然他鼓起了‘不能不踏上時代節拍前進’的勇氣,誰能説,徐懷中的風格就此凝固了呢?”

事實證明,徐懷中以堪稱完美的創作實踐迴應了評論者曾經的開放式設想。而我們的研究起點,正可以從筆者與雷達觀點的差異處入手。

首先説徐懷中創作風格。恰如雷文所説,徐懷中早期作品確以“柔性美”著稱,但雷文無意中卻忽略了徐氏寫作逐漸發展出的另一個向度的風格:雄渾。徐懷中一面將柔性恬淡的美感鋪展於字裏行間,一面又以獨到的戰地生活體驗,織造出一番激越浩蕩的生命氣象。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種風格的形成、演變與融合過程。

徐懷中在創作伊始,便將“美”作為對藝術的第一追求。他在中學時代,閲讀了諸如《紅樓夢》《水滸傳》《狂人日記》《鐵流》《毀滅》等聞名於世的中俄小説,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偶像:普希金和梅里美,而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孫犁。也正因如此,他吸收的文學營養是醇正的,高級的,是真正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經典、正典,並從中汲取、繼承了較高的審美品質,保證了他在踏上文學之路伊始便有意無意地防止和克服了同時代作家易於落入窠臼的創作侷限。同時,徐懷中又不缺少同時代作家與時代同頻共振所激發出的生活熱情,從未忘記一個藝術家所必須遵循和堅持的個性,從而奠定了他文學作品的好品味和高品格。

再論作家“出身”。徐懷中屬於新中國之初崛起於西南邊陲的以公劉、白樺、彭荊風等人為代表的西南軍旅作家羣。這一青年作家羣體在文學前輩馮牧麾下,茁壯成長,加上個個握靈蛇之珠,家家懷荊山之玉,藝術天性恣意生長,各有各的絕活——公劉在文壇初露頭角便像是一朵深谷裏升起的雲,清新而絢麗,為詩壇一時之翹楚;白樺是個“多面手”,寫作領域覆蓋詩歌、小説和電影,在當年的文壇耀眼如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彭荊風則傾其一生鍾情於西南邊疆寫作,擅長大部頭、高產量。徐懷中躋身其間,良性競爭加之耳濡目染,恰如秀木成長於一片繁茂森林。他的作品既融入了共通的“邊地風情”,又形成了自己的獨特之處:從終年積雪的世界屋脊到亞熱帶西雙版納的旖旎風光,無形中為他的創作增添了七彩斑斕的底色,構成了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風俗畫,極富藝術魅力。他的語言輕靈、俏皮,富有智慧,與石言、茹誌鵑、王願堅等短篇高手相比,徐懷中又多了一份邊疆的絢麗色彩與瑰麗想象,較之更為浪漫;而以規模論,他又明顯區別於同時代的吳強、杜鵬程、曲波、魏巍、劉白羽們的宏大敍事。儘管徐懷中算得上“年少成名”,但他的作品又始終顯得有點另類,總在主流的邊緣遊走,有一種趨於主線思維卻又有些疏離的美感,使他成為獨一無二的“這一個”。

當然,要説對文學精華的直接吸收,還是孫犁對徐懷中的影響最大。徐懷中曾在創作談中提及,在寫作之前或創作過程之中,他總要拿起孫犁的作品讀一讀,“薰一薰”,像面對收藏的古董般,對語言、文字以及流淌於其間的意趣、韻味作一番欣賞、把玩,再下筆經營自己的作品,像事先校準了“基點”,再來就得心應手了。而對這種美感的天然親近,也與徐懷中內心對美的把握相一致。他曾賞鑑孫犁的小説《琴和蕭》,對這篇精巧短章冠之以“天籟樂章”的高度美譽。其中引用孫犁的這樣一段話:“我回避我沒有參加過的事情,例如實地作戰。我寫到的都是我見到的東西,但是經過思考,經過選擇。”徐懷中繼而説,這是孫犁的文學宣言。這又何嘗不是徐懷中自己的文學宣言呢?他的創作心靈是充分自由的,試圖在每一次創作中翻新、求變,找到契合自身個性氣質的最為獨特的、進而形成有別於同類題材的任何一部作品和任何一位作家的風格。於是,我們在徐懷中的作品中,看到其承襲於孫犁的空靈、雋永、詩意。若再往前追溯,還能感受到沿襲於沈從文、汪曾祺一脈的文風,平和沖淡、深幽細膩地挖掘人物心靈深處的人性光輝。這種特質在他《西線軼事》《阮氏丁香》《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等小説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舉例來説,《西線軼事》的女主角是某有線通信連女子總機班中的六姐妹,這樣的人物設置在戰爭背景下本就有着特殊用意,似乎讓讀者在生死一線的強壓下感受到一股清新的風,於焦灼的窒息中掬起一捧甘泉。“太陽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兒排開走回駐地。她們在河裏洗了個痛快,一個個頭髮蓬蓬鬆鬆,夕陽照耀下那紅潤的皮膚像是透亮似的。”鋼鐵般的隊伍裏,幾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有一種單純而純淨的氣質,她們洗刷掉一身殘酷血腥,顯露出柔與美的本質。即便是描寫正面戰場,徐懷中也是落筆輕盈的。且看女戰士陶坷抓捕女衝鋒隊員的一段描寫:

越南姑娘雙臂向上,高聳的胸脯完全暴露給了對手。陶坷想到,可以騰出一隻拳頭,猛擊對方的胸部。她在什麼書上讀到過,説女人乳房是一個致命處,經不起打的。小陶沒有這樣做,她竭盡全力扭動幾下,拖帶着越南姑娘旋轉了幾圈。橫過槍,當胸一推,對方連連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這段近身肉搏的書寫,無疑應該是戰爭中關乎你死我亡最為殘忍的情景。而在徐懷中筆下,即便是到了生死一線之際,對人性最深處的關懷與關照,挖掘人性深層的美感仍然是超越其他一切的價值存在,這種終極關懷可以成為超越國籍、超越立場、超越生命的一抹無比珍貴的温情。同樣追逐人性之光的表達在《西線軼事》的姊妹篇《阮氏丁香》中也能尋到端倪。陶坷與越南俘虜阮氏丁香從敵對到嘗試靠攏,再到逐漸敞開心扉、彼此分享祕密的過程,恰是作家試圖消除仇恨界線,書寫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真實寫照。小説迴避着戲劇性的強烈效果,以平淡真實的創作手法表現、再現歷史真實,突顯超越民族的大義情懷。

這些短小精悍又“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精緻篇章,構成了徐懷中中、早期作品的主要風貌。如果將他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較,在那些動輒幾十萬字的“紅色經典”面前,他的作品的確太少了。但若由此便推論他付出的努力也不及長篇鉅著的作家,那就是對他創作艱辛的輕慢了。

這裏僅看他對待一個短篇的態度,便能大體明瞭他的創作用力之深。1964年,徐懷中寫作短篇小説《四月花泛》之時,正經歷《無情的情人》遭遇批判後的“空窗期”。在此之前,由於政治環境的緊張,他已經有幾年沒發表過任何作品,而這篇小説也是應組織開展“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徵文的應景文章。可就是為了寫好這麼一篇“命題作文”,徐懷中特地跑到小説主人公——一個過年回家幫戰友帶東西做好事的戰士所在的部隊,和連隊炊事班的戰士們同吃同住。這還不夠,接着,他又沿着戰士返家的路線,從吉林四平出發,轉乘火車、汽車、小船,到達湖北浠水農村,按照戰士分送戰友物資的實際家庭挨家挨户地探訪,到每個家庭裏瞭解他們的實際困難。為了更準確地瞭解戰士家鄉生活的細枝末節,徐懷中甚至和戰士家屬一同下鄉插秧,參加晚間評公分會議,每天至深夜一兩點方休。正是這樣紮實的生活體驗,使得一個短篇小説出自平凡,近乎天然,通篇洋溢着真摯而樸素的農耕文明氣息,傳遞出淳樸濃郁的鄉情與鄉愁。人物間的對話多是由武漢當地的語言風格寫成,由於作家對方言駕馭得精準、原汁原味,甚至有讀者以為徐懷中是地道的湖北籍作家。

徐懷中沉潛於生活,令筆者不由聯想到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論”——如果一部作品的含金量有八分,那麼好的作家會將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隱藏在文字背後,真正通過筆端呈現到文本層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而拙劣的作家恰恰相反,由於筆力不逮或是不夠自信,經常會把所思所想完全羅列出來,反而大大降低了藝術感染力。如果作家能夠處理好這之間的微妙分寸,讀者就能強烈地感受到這“八分之一”背後的藝術分量。用先生自己的比喻,文本與素材之間,也可説作是樹冠與樹根的關係——根基愈深,樹木愈向上生長。這番想來,徐懷中的寫作頗得王摩詰詩句“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的精髓,着墨不多而盡得風流。他的“爬行”過程是漫長的,有着常人意想不到的“波折”——先是慎重選擇題材,選定後又“慢工出細活”,打一篇深思熟慮的腹稿;而後謄寫在紙上,且不免字斟句酌地反覆修改、推敲、完善;繼而在小範圍內打印出來,分發給戰友、文友,徵詢意見,其中不免引發諸多關於創作的書信往來,碰撞思想,求取新意,而後再來一番細緻修改。如此鄭重其事又頗為煩瑣的創作,在作家圈內實屬罕見。

然而“柔性美”並非徐懷中創作風格的全部,在精巧的美感之外還氤氲着金戈鐵馬、氣吞山河的生命氣象。他出身行伍,少年參加八路軍,早在拿起筆的同時就暗下決心:要寫出軍旅文學不一樣的風貌。對於作家來説,光有決心顯然不夠,幸運的是,徐懷中抓住了歷史機遇,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多次戰爭之中:他經歷過面對日寇大掃蕩的險境,追隨過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大戰,也經歷過越南美軍B-52轟炸機地毯式轟炸的命懸一線,直至作為將軍、部長統御一方……而這些經歷正是他的前輩、同路人中少有的,所以,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沉澱,他的筆力愈加深沉老道,在平和、優雅和唯美的同時,又有雄視天下、風雲跌宕的一面,有雄健豪邁、雄渾凝重的一面。

這一特徵從電影文學劇本《無情的情人》中萌芽,在長篇非虛構文學《底色》當中開始突顯。作品無處不瀰漫着戰爭的緊張與殘酷:它還原了徐懷中1965年以“中國作家記者組”組長身份率組在越南南方戰地採訪的一段真實經歷。可以説,新中國自朝鮮戰爭以後,中國作家深入戰場之久(長達4個多月) ,歷經炮火之險(何況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美軍炮火),恐怕無出其右者。書中多次提及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歷險。事發兇險,但筆觸卻淡然。在炮火硝煙的考驗中,徐懷中成功採訪了從南方最高軍事指揮員阮志清大將、第四軍區司令員三庭、南方總部副司令員“三姐”阮氏定,到珠姐、娟姐、六姐阮光化、阮文龜、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在書中將他們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還濃墨重彩描繪了“卡德號”航母之役、布爾克飯店之炸、公理橋襲擊之憾等重大事件。並且從中、蘇、美和中、蘇、越兩個大、小三角關係的縱橫比較中透視出國際風雲的波詭雲譎……這些“態勢”、人物和故事或者是徐懷中憑着自己的新聞敏感捕捉而來的,或者是冒着生命危險從戰爭中“打撈”和“淬鍊”出來的。經過如此歷練,作家對待生死的淡然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字中。他提到B—52機羣的投彈轟炸下鮮有生還者,“如同一支農機隊在翻耕土地,前面拖拉機手開出耕溝,後面的犁鏵緊挨着,一趟一趟翻耕過去,不會遺漏下一片生土。”有誰趕得巧,正在轟炸目標範圍以內,叫作“中了頭彩”。玩笑後面,掩飾了一種聽天由命的無奈或樂觀。再譬如:1966年1月美軍的立體化大“掃蕩”,徐懷中多次預想着不可避免的近距離遭遇戰:“我對自己的戰鬥經驗很有自信,使用手槍雖不大靈光,但也還説得過去。從西寧出發前搞了一次實彈射擊,我琢磨到了,這隻‘五四’式有一點‘頭沉’,槍口向下栽,擊發感覺略略上抬一點就正好。短兵相接,持續不了多長時間,我有14發子彈,足可以應付下來。”兩處都沒有熱血沸騰,更沒有豪言壯語,但恰恰是語氣平靜,心態淡定,才更見出“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大將風範。所謂“底氣”就是一箇中國老兵的戰鬥經驗和革命意志,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從容,和坦然冷靜地追問死亡之於戰爭的意義。再看《牽風記》中,雖然小説中描寫細節如蕉葉上的蟬翼透如薄紗,極其逼真,但瀰漫全書的戰爭風雲卻有如歷史足音,步步緊逼,隆隆作響,撼人心旌。這一工筆一寫意,兩極撐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張力場,並在其間激盪着一股蒼茫、雄渾的生命氣象!這在徐懷中乃至前輩軍旅作家的筆下都是鮮見的,這也就等於説,徐懷中已經將沈從文、孫犁一路的小説美學風格作出了相當幅度的拓寬與推進。

二、寫實到寫意的瑰麗蜕變

徐懷中創作風格的另一個維度是從寫實到傳奇再到奇幻,也可謂之從現實主義到浪漫主義。

寫實是徐懷中創作的“原色”。大概是受時代特徵影響,他必然地起步於現實,以現實主義的手法織繪文學藍圖。徐懷中的早期作品帶有強烈的真實感。1954年,25歲的作家發表了處女作中篇小説《地上的長虹》。作品取材於他參與修築康藏公路的真實經歷,以連隊指導員的身份和戰士一起修路、一起勞動。那段生活無論對身體還是心靈都構成考驗:海拔4000—5000米,超過了雪線,空氣已經很稀薄;炊事員燒一鍋水,這鍋水看着“咕嘟咕嘟”燒開了,把手伸進去卻感覺不到燙;穿棉大衣,穿上右邊一隻衣袖覺得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穿左邊一隻衣袖;心臟亢進,一分鐘心跳到一百二三十下……儘管外部環境如此惡劣,徐懷中還是咬牙扛下來了。他在西藏修築康藏公路的工兵部隊、牧場、農場都待過。拉薩通車以後,從西康到拉薩一共有三個農場,他在每個農場都住了很長時間,跟農工一塊種地,還學會了開拖拉機。此外,他閲讀西藏的歷史,和當地人一起上寺廟,與喇嘛、活佛聊天,依次拜訪過當時拉薩的四大家族。豐富的生活經驗和足夠多的文學性細節彙集起來,便有了中篇小説《地上的長虹》,以及後來的《我們播種愛情》。

也許是出於謙虛,作家自己將《地上的長虹》視為“稚拙”之作。小説的整體層次感雖不如此後作品中那般從容自如,但是毫無疑問,在一位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筆下,讀者已經能夠讀到一幅幅激盪着時代熱情又洋溢着青春活力、極富生命力和感染力的邊地生活圖景——

遙遠的天邊,

牡丹花正在開放。

孔雀啊!孔雀!

請借一借你的翅膀;

不,孔雀!

你飛不過層層的雪山,

你飛不過條條的大江。

我祗請問你,

勞你告訴我一聲,

世上可有這樣的人,

能在地上架起一道長虹。

藏族姑娘清亮的嗓音婉轉悠揚,仿若天外之音穿透層層雲霧,為觀者展現出一個神祕的白雪世界,其間上演了一段段動人的、帶有濃郁異域風情的故事。這篇小説塑造的人物有很高的辨識度,即便以今天的眼光重讀,也無法忽視它的藝術高度與價值,這對於一個作家的處女作來説顯然殊為難得。無論是因戰爭而殘疾的“智能型”政委餘洪,還是硬漢式基層指揮員梁永泰,善於動腦筋力爭上游的戰士楊小林,抑或是美麗而性格開放的白瑪,技術能手工程師馮捷,理智幹練的女衞生員辛惠……我們都能看到他們根植於生活真實從而具備的鮮明性格,能在閲讀小説的過程中共情於他們,理解他們,繼而由衷讚美和感嘆在康藏公路上那些拋灑了青春與汗水的飽滿生命。

由這一個中篇入手,讀者可以感受到徐懷中為自己劃定的文學“準線”和創作方式:從自己熟悉的、具有實感真知的生活領域中汲取素材,傾心去表現生活所固有的率真美和揭示人物形象無限豐富的內心世界。徐懷中看到了邊境經濟建設和階級關係上跨越了多少世紀的變化,又領略了世界屋脊之上少數民族的民情風俗,他因此將他的心、他的筆,對準了邊塞軍民的鬥爭生活,從一個側面記錄了國家在一個時期內的發展主線。因為真實,所以有力量;因為重視內心,所以他觀察人、描摹人,是從“文學為人學”的本質入手,直擊要害。作家曾這樣説:“我總是習慣於利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面,試圖去鋪展開一個哪怕只是小小的,卻一定要具有全景真實感的世界,讓讀者呼吸到充裕的生活氣息,不至於缺氧。我想,無論是西藏老寧,傣家和苦從姑娘,以至活佛、土司這樣的民族上層人物,都不應該隨意驅使,僅僅用來印證某種無意識正確的政治概念或圖解一下有關政策,而應當寫出他們精神面貌的特徵和新的變化。”

這也就不難理解,儘管徐懷中用心積累了那樣多的素材,然而在構築他的文學王國之時,他又為何如此謹慎對待,不願“隨意驅使”他的人物,不讓任何一個人輕易出場,如同精心佈置的棋局,每落一顆子都需下棋者思慮周全,全盤在胸,力求每一次出招都精準到位。我想,這種文學觀念也是他所作不多的原因之一。

繼《地上的長虹》之後,僅僅兩年時間,徐懷中又進一步擴充了他的“西藏版圖”,寫下了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這部小説為他贏得了文學界的極大關注,奠定了他最初的文學地位,被前輩作家葉聖陶稱讚為“建國以來出現的優秀長篇小説之一”,並且還被翻譯成英文、俄文、德文等數個外文版本在世界範圍內流傳開來。此時,他還是個不滿30歲的年輕作家。

小説以西藏地區一個農業技術推廣站的工作為中心,描繪出相當廣泛的各階層人物及西藏和平解放後發展新生活的人文風貌。這個主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鮮有作家觸及的:西藏地區和平解放以後,黨和中央人民政府怎樣為西藏人民辦好事,西藏人民怎樣在農奴制度下逐漸覺醒過來。小説中的一段話可以看作這部書的“文眼”——

每個人的精神又都是那樣振奮、嚴肅,每個人的眼睛都閃耀着光亮。

要知道,播種機所投下的,是種子。同時也是每個耕耘者對這處女地充滿了希望的心!也是每個耕耘者所要獻給祖國的這一壯麗高原的全部的愛情!

作品刻畫了更為立體複雜的人物羣像,從黨的工委書記到技術推廣站的男女幹部、職工,從西藏土司、部落頭人到下層貧農、牧民,徐懷中都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和描寫。這些人物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風貌,卻不約而同地在時代號角的集結下熱情地迴應生活,憧憬生活,創造生活。作家對他們刻畫之深入,之精準,都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人物之外,西藏地區複雜的社會情形、歷史沿襲、風俗制度等林林總總的知識都為小説所涵蓋。這部小説的誕生,標誌着徐懷中的創作已達到相當的成熟度了。

如果説現實主義的起點使得徐懷中的作品中不乏工筆式對人、對物精確至微的刻畫,以此達成和確立作品的可信度。那麼“傳奇”寫作的開啓,則如前文所述,和他對文學精華的吸收和邊地風光天然藴含的奇譎浪漫不無關係。同時,徐懷中又是學美術出身,《牽風記》中汪可逾在牆上刷寫宣傳字畫的細緻描寫可視為他自身經歷的複製。徐懷中的文字有強烈的畫面感。如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開篇:

大約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確實不太分明——山嶺上已經積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陽照耀下閃射出強烈的銀光,彷彿那層層大山不是堅硬的花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雲杉,坡地上的樹木已在漸漸地被剝得赤身裸體了。羣山所環抱的草原,也已在漸漸地褪去葱綠而顯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彙集的一片渾黃的、沉寂的湖水。然而,這草原是遼闊的,一望無垠的!

這樣的描寫,彷彿讓讀者真的置身於銀白色積雪覆蓋下略帶蕭瑟的開闊草原,原始的、野性的自然色彩籠罩了天地,為後面故事的鋪展營造了天然的意境。

對於故事性的追求,我們從徐懷中早期作品,諸如《十五棵向日葵》《松耳石》《雪松》等若干短篇中,都可以看到痕跡。徐懷中推崇梅里美的小説《高龍巴》,這個發生在意大利科西嘉島的家族復仇故事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堅韌、執着、冷豔又決絕的經典少女形象。而這個形象,我們可以在《阮氏丁香》的主人公身上尋到她的影子,更能在由短篇小説《松耳石》擴展成的電影劇本《無情的情人》中,從女主人公娜梅琴措的音容笑貌中捕捉到這一性格特質的全貌。與《高龍巴》相似的是,《無情的情人》也是圍繞復仇者展開的,只不過從梅里美筆下的家族仇恨轉變為徐懷中作品中反映西藏的階級鬥爭。被農奴主迫害的藏族青年桑多吉與土司女兒娜梅琴措有着兩人原本不知道的世仇,一系列生活的意外讓這對戀人陷入糾葛,真相也隨之揭開。他們由相愛到相恨,最終決裂,娜梅琴措赴死。儘管它是徐懷中發表的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但濃郁的地域風情、戲劇化的跌宕情節和愛恨情仇的模式為故事增添了光輝,使它成為一個頗為精巧的、帶有中世紀色彩的戲劇。劇本的開篇和結尾皆運用山鷹的意象:

一隻山鷹,抗逆着風暴低空掠過,把自己的身影投印在地上。

……

大鷹的身影,從草原上掠過;霞空中,一羣矯健的鷹展翅飛翔。

鷹的起落間仿若鏡頭拉伸,營造了一個曠遠而冷峻的氛圍,上演着桑多吉和娜梅琴措暴風驟雨般的愛情故事。

由此,讀者大致可以看出:時間行至20世紀60年代,一個致力於抹去斧鑿痕跡,追求一派天然的徐懷中,和一個大膽熱烈、講述傳奇的徐懷中同時出現了。

按照藝術家通常的發展路徑,此後徐懷中需要做的,是將對外的觀察體悟與內在的思想探求不斷摩擦、碰撞,在互通圓融的過程中升級、昇華,向着更為高遠的藝術境界闊步邁進。可恰在此時,這條通向更高藝術殿堂進階的羅馬大道意外堵塞了——《無情的情人》受到了嚴厲批判。一時間,“極為有害的傾向”“人性論幌子下的修正主義”等聽上去頗為可怕的論斷“襲擊”了徐懷中。毫無疑問,它對風頭正勁的年輕作家來説,是多麼大的精神打擊,對他的創作熱情又是多麼嚴重的挫傷!如果徐懷中的創作生涯就此止步,似乎也是説得通的,事實上他也確在此後擱筆十幾年。可他若真是一蹶不振,停滯不前,再無佳作問世,我們又怎會在今天來談論他所創造的“徐懷中創作現象”呢?

幸而,這位不斷拓進和探索的作家沒有令他的讀者失望。儘管在新時期以後,他發表作品的時間間隔抻得很長,但每次捧出的新作都是深思熟慮、深沉發力的“重量級”作品。而在21世紀之後,他的小説傳奇的色彩愈發濃郁,愈加富有探索精神,作品風格也向着從傳奇到奇幻的階段大踏步邁進。

短篇小説《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講的是一個赤身裸體的女人漂流到連隊駐紮的小島,被部隊救起,隨後又投海自殺、神祕失蹤的故事。小説也是以一個又一個懸而不解的迷局,展示了現代人無法索解的絕望。這篇小説的標題下引用了一段隱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牽風記》裏又重複使用,成為引領全篇寓意的一個極具關鍵性的線索。另一個短篇小説《或許你曾見到過日出》雖是平淡的寫法,但文中那個小女孩的“一抹極淡極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樣複製了下來,便是《牽風記》中北平女學生汪可逾臉上總帶着的那個“標誌性的微笑”。小説開篇,正是由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生活細節切入,無形中為情節的展開帶來了一層空幻的神祕感。這兩篇小説,無疑是徐懷中進入奇幻風格的準備之作。

到了《牽風記》,徐懷中卻是再一次刷新了個人高度,震動了我們有關當代軍旅文學的傳統思維定式,拓展了整個當代軍旅文學的格局,所謂是“奇之又奇”了。這部以1947年第二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為歷史背景的故事,探尋戰火中的愛戀與人性,為大眾展示了革命者的平凡和格局的偉大。他的故事超越了傳奇而至“奇幻”臻境了。生活細節與具體情節描寫的充沛與堅實,為人物形象塑造的豐滿與鮮活奠定了深厚基礎,而奇幻的昇華部分卻充分展示出一位藝術家的大膽想象力。從微觀世界到宏觀層面,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應,融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牽風記》中女主人公汪可逾集至美、至純於一身,她的行為甚至難以用常理解讀,結局的“坐化”更是玄乎其玄,具有禪意,既是一種向中國小説敍事傳統的回望與致敬,同時又是一種走向高峯、創造奇峯的寫作。作品的後半部分,曹水兒和汪可逾在大別山的腹地——或曰主峯——智躲山火、勇殲強敵,直至在大溶洞中輾轉騰挪,甚至包括“灘棗”的神龍見首不見尾,都氤氲着一層奇幻的色彩,在戰火硝煙中閃耀着人性的純潔與光輝,展示出生命的柔軟與堅韌,滿紙彌散着朝露般清新的生命氣象。

到此境界,徐懷中的創作已是隨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説“大成了”。他曾在創作談中數次提及“是真佛只談家常”,家長裏短,自有佛心。更進一步,他對世俗中某些場景的描繪或説想象在所謂嚴肅文學中又是大膽的,甚至是挑戰讀者審美的。試想一下,從《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中漂流到連隊駐紮小島的裸體女人,到《牽風記》中汪可逾的裸體被拍下而毫無羞怯,再到百個裸女遊船渡江,是怎樣一幅幅充滿了肉體感且令人震驚的畫面啊。而與此同時,徐懷中的作品又無所不在地體現出高貴品格。《底色》和《牽風記》皆是以古琴開篇,在戰爭炮火下時時有關於古琴、圍棋等傳統藝術的“閒筆”議論。想來,以徐懷中對待文學的佛心與本心,定是秉持了“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的理念,在入世與出世間任意馳騁穿梭,雅俗共融、共賞,從而構建出一個理想世界,一個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文學“桃花源”。

三、從名家風範到大家氣象的生成

當我們與通透而豁達的徐懷中再次相遇,驚喜超過期待,收穫大於困惑,折服大於收穫。尤其是《牽風記》所帶來的啓示性和創新性,將中國當代戰爭文學引入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從《底色》到《牽風記》,我們可以看到,徐懷中的創作風格進一步拓展了,達到了一個極致境界。如果説此前他的作品裏有孫犁的風格,有梅里美的風格,有普希金的風格,那麼到了這一階段,他的風格已經歷了心靈與時光的磨礪,已然區別於一切前輩作家和同代作家,完全是“徐懷中式”的了。

此時此刻,我們再來探究,徐懷中的創作能有這般修為,主要是在哪些向度上取得了超越性的突破呢?我們不妨仍然回到文學本源上來思考。前文提到過,徐懷中在創作伊始,便將他寫作的中心對準了人,對準了人性,歌頌人情與人性美。即便因此曾遭受詬病和批評,使他一度沉寂,但他並不因此降低藝術水準,寧可不寫也絕不“亂寫”。一旦有機會重新回到文學的軌道上,他仍舊倔強地書寫人,讚美人,以軍人的勇力與品格守護一方純淨。

徐懷中從未更改書寫軍旅文學的初心,然而他念茲在茲的不僅是書寫正面戰場,而是要超越戰爭本身的範圍,寫出歷史的嬗變,將筆觸延伸到炮火硝煙背後軍人的心靈世界。他心中的軍旅文學,特別是戰爭小説,應當包含着內在的革命英雄主義激情。他曾説:“我們生活在英雄輩出的時代,偏偏不去描寫英雄人物,這是不可設想的。但不是説既以寫英雄為己任,因此就可以在所不惜地把人物的本色,把經過風雨烈日的健康自然的人體膚色清洗掉,使他看上去不再是一個真實的人。”

因此,他塑造的軍人羣像是多樣的,是美的。《底色》中直面炮火的硬漢軍人,《西線軼事》裏玩世不恭卻在關鍵時刻捨生忘死的軍人,《我們播種愛情》裏修築康藏公路的駐邊軍人,《阿哥老田》裏幫助苦聰寨走向現代文明的軍人,《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裏在後勤崗位上勤勤懇懇一輩子的軍人……這些“真實的人”,令人感動,令人神往。若不是傾注了全副心血與熱情,讀者又怎會知道 “最可愛的人”竟有如此多的類型,並有幸走近他們。他們每一個人身上,不都閃耀着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光亮嗎?與之在書中“神交”,彷彿經歷了一場精神洗禮。

對美的追求,是徐懷中始終擺在第一位的,這通過他筆下的女性形象就能很好地體現出來。這與中國敍事傳統之一——塑造女性、讚美女神的內在韻致不謀而合。《賣酒女》刀含夢美得冷,《西線軼事》陶坷美得純,《無情的情人》娜梅琴措美得野性,《一位沒有戰功的老軍人》“皇帝娘子”和塗大妹美得質樸。共通點是,她們美在心靈。

直至《牽風記》,美表現在對戰爭的超越,實現了當代軍旅文學的美學突圍。在徐懷中筆下,汪可逾和宋琴就是美的化身,前者冰清玉潔,不容褻瀆 ;後者歷史久遠,脆若琴絃,既是具體的又是形而上的。作家在二者身上都傾注了極大的情感和心血。精雕細琢地創制,小心翼翼地呵護,雖然她們在戰火中毀於一旦,但她們高潔華貴的形象卻超越戰火,深深地烙進了我們的腦海。徐懷中彷彿有一個強烈的意圖,就是把美灌溉到充滿血色的戰爭歷史裏, 在殘酷、 血腥、慘烈的戰爭現實中,頑強而且不失張揚地暈染着一道又一道美麗的景色。他帶着一絲温暖、一絲呵護、一絲深情凝視那段沉重的歷史,並且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傳達出來。

汪可逾作為全書的中心,作家心中的女神,一言以蔽之:純淨如水、冰清玉潔。她蒙娜麗莎式的微笑,毫無心機的單純與善良,甚至她的潔癖——開門用肘,收錢用帕,決不踏人屍,哪怕是踏着敵人屍體過河……這一切可説原本與戰爭格格不入,在當代戰爭文學中也幾無先例。尤其是書的後半截,從汪可逾內心藐視齊競開始,突出她——也即是美——的神聖不可侵犯。直至與曹水兒雙雙獨自轉戰大別山區而曹對其視若神明,絲毫不敢褻瀆。再到最後在大溶洞中“質本潔來還潔去”的坐化式離世和肉身不腐,“灘棗”將其馱出深洞送到千年銀杏樹下又呈站姿向前態……可謂愈來愈奇,不能以常理喻。初讀之下,難免有一些困惑。但是大凡因此而與徐懷中先生討論者,先生均以笑而不語迴應之。或曰:此間確實包含了我對戰爭與人生的一些領悟,你能看出三分就三分,你能看出五分就五分,我決不做更多的解釋與説明。當然也不因此擅改之。沒有做好是我的問題,請大家多包涵……何等篤定,又何等淡然。

美體現於汪可逾這個人,更寄寓於那張琴,高華貴重,同時又脆若琴絃。她可以在戰爭中毀滅,她又能超越戰爭之上而永生。就像作者最為推重的原音一樣,來自遠古,傳向未來。那怎麼才能讓美真正超拔起來?徐懷中在接受訪談中反覆強調,要做減法,要卸去一身重負,要溯源而上,回到三江源頭,回到中國最古老的敍事傳統。從“孟姜女哭長城”“天仙配”“牛郎織女”“白蛇傳”“杜十娘”“梁祝”一直到《牡丹亭》《紅樓夢》,寫女性對美好愛情的堅貞不渝,可以匪夷所思,可以感天動地,更可以是人神之戀、人蛇之戀、人鬼之戀;也可以是死去活來、死而復生。正如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記》中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就是“至情至性”,如此純粹,如此決絕!這就是湯顯祖的美學理想,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徐懷中的美學理想:寫戰爭中的人性、愛情和美,但人性、愛情和美又是最重要的、最高的,她可以超越戰爭,可以超越時空。

結論

如上所述,我們已對徐懷中文學風格的發生、發展與演變作了一番追根溯源式的探索與解讀,這個重讀與發現的過程當然是令人享受的,徐懷中以生命體驗奉獻出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早期作品,經過時間的淬鍊與淘洗,仍然立得住,耐得讀,不僅是作家之幸,更是讀者之幸。

由此,讓我們再次回到當年雷達關於徐懷中是名家的判斷。今天,35年過去了,我們不難望見,在佈滿荊棘和鮮花的小徑上,徐懷中一路走來,從煥發着名家風采到氤氲起大家氣象,徐懷中已然屢經蟬蜕——

首先,徐懷中作品數量之少與質量之高形成強烈反差,足以説明他的作品的含金量——28歲出版長篇小説《我們播種愛情》,在當時就獲得文壇大家的高度讚譽。跨越半個多世紀後,又於2019年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凸顯出經典作品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1980年發表的《西線軼事》在當年的全國短篇小説評選中以絕對高票名列榜首;晚年創作的《底色》和《牽風記》又接連斬獲“魯獎”“茅獎”。作品數量甚少卻包攬文壇幾乎所有重要獎項,在短篇小説、長篇小説和非虛構領域均有不凡成就,遍覽當代作家羣亦屬罕見。

其次,徐懷中總是能妙手偶得地敏感於時代的脈搏,前瞻於時代的風尚,與時俱進地每每從邊緣而突入中心:《我們播種愛情》描寫建立國營農場的過程,從一個側面記錄了新中國發展壯大的重要階段;《西線軼事》在20世紀80年代以文風俊逸瀟灑,思想犀利解放而被譽為“新時期軍事文學的換代之作”;《牽風記》更是作家在經歷人世滄桑、洞察人性之後的藝術覺醒,通篇閃耀着人性與神性的光輝,以區區19萬字就四兩撥千斤地牽住了時代之風,審美之風,創新之風!

最後,徐懷中為軍旅文學貢獻了具有突破性的藝術形象。他的文學世界向我們展示了人物生命的豐富性,從軍人羣體的豐滿塑造,到女性形象的完美呈現,直到《牽風記》中的“三個半人物和一匹馬”,都如經典雕像般矗立於中國軍旅文學的藝術長廊之中。而他的文學創作,由柔美走向雄渾,從寫實到達寫意,最終將兩種極端的風格完美融合,妙到毫巔。

歸根結底,盤點徐懷中近70年的寫作生涯,其間曾兩度長期中斷創作(一為政治風雲影響,1960年至1979年;二為行政工作牽制,1984年至1999年),這就除去了一多半時間,真正潛心創作的時間也不過30年——20世紀50年代中期約5年,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約5年,21世紀以來近20年。但是,徐懷中始終不忘初心,從未放棄對文學創新的本質要求,以一個軍人的勇氣,以一位老兵的韌性,在或艱苦、或喧囂的時代境遇下,不斷地挑戰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從不重複自我,出手就是新招,特別是晚年創作,集90年的生命體驗與感悟之全部力量,“完成最精彩的一擊!”以此觀之,當代文學史上幾無出其右者。就在不久前,2020年7月號《人民文學》刊登了徐懷中最新短篇小説《萬里長城萬里長》。作品講述了一位曾為軍號手的老兵,參悟了中國古曲《孟姜女哭長城》的音樂密碼,將之演變為軍隊“集結號”,並在數十年後由於這首音樂的意外召喚,恢復了知覺,從“植物人”變回為正常人。我們在這個同樣頗為“奇幻”的故事中,感受到作家將中國傳統音樂文化融入戰爭和生命體驗的自覺努力,聽到了一曲穿透時間長河、穿越生命界限的絕唱。恰如《牽風記》中汪可逾最終坐化後還在大銀杏樹下那保持着“向前”的姿態——這篇小説展示出的精神內藴已然向我們昭告了,91歲的徐懷中仍然頑強地保持着始終“向前”的文學姿態,直至永遠!

是的,徐懷中一直低調地自稱為文學之路上的“爬行者”,然而我們循着他的足跡,觸摸到了他跬步以行卻又踏石留痕的深深的足印!他歷盡艱辛、嘔心瀝血地營造了一個個軍旅文學的山峯,累積起來,豈不正是當代軍旅文學的一座高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