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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兒童文學的敍事研究 應大有可為
來源:文藝報 | 惠海峯  2021年01月15日08:47

 

 

 

 

 

 

 

西方的兒童文學及其現代概念的出現有着悠久的歷史,但學術化的研究出現還是較晚的。二戰之後,隨着西方學術界對流行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在當時作為其研究分支之一的兒童文學研究逐漸走向第一次繁榮。兒童文學研究從發展初期就較為重視批評理論的發展。在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發展勢頭依舊強勁,重點從意識形態研究轉向國別和文類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研究視角,如翻譯、流行文化、性別研究和出版研究。但是,兒童文學理論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它雖然借鑑了不少成熟的批評理論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卻始終沒有能夠發展出一種適合自身特點的批評理論。兒童文學專家彼得·亨特(Peter Hunt)指出,不能把其他的批評理論直接搬到兒童文學上來,因為廣義的文學批評理論閲讀文本的方式和兒童閲讀文本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異。在這樣的背景下,兒童文學研究的國際領軍學者彼得·亨特和劍橋大學前任教育學院院長瑪麗亞·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指出,敍事理論對於兒童文學具有重要意義和廣闊應用前景。

為何敍事理論對兒童文學有着獨到的闡釋力?和其他廣義的文學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敍事理論更關注的不是顯性的故事內容,即“講什麼”的問題,而是在閲讀過程中往往被忽略的敍事形式,也就是“怎麼講”的問題,包括敍述聲音、聚焦角度、隱含作者、敍事距離等非內容性的文本特徵。敍事理論將前者稱為故事,將後者稱為話語。故事和話語的兩分法是敍事理論的研究起點。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敍事理論揭示了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本質特徵,即成人敍述者和兒童受述者的交流模式。這一區分還可以進一步解釋兒童文學所特有的一些子文類的本質特徵,例如圖畫書的雙重敍述者,即文本敍述者和圖畫敍述者。這兩者存在複雜的相互關係,相互指涉、填補,抑或矛盾、衝突乃至顛覆。此外,敍事分析也經常關注敍述聲音和聚焦者的融合或分離,即故事敍述者和感官經驗接受者有可能不是同一人,也就是“誰在講故事”和“誰在看(聽/聞)”的區分。再者,敍事理論所提出的“副文本”也日益成為文學研究的常見術語,即文學作品之中不屬於“本文”(區別於“文本”概念的“正文”)的元素,例如封面、前言、插圖、後記、腳註,乃至宣傳冊、廣告、花絮等。這些也是當前日益媒介化的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活力來源,但在傳統文學研究中也極少被關注。因此,在敍事理論的介入下,一些在以往的兒童文學批評中未被揭示或自覺闡釋的兒童文學本質特點得以凸顯,進而讓我們得以從更全面的視角審視兒童文學的本質以及兒童文學新形式新體裁的特點。

這方面最早的專著是Mike Cadden的《兒童文學與敍事理論》(2010),對兒童文學的敍事常規、圖畫書中的非自然敍事、敍述者與隱含讀者的張力關係進行了深入論述。最近則有Kai Mikkonen的《漫畫書的敍事研究》(2017),從敍事的主體性、圖畫聚焦、話語和觀點轉述等角度對漫畫書進行了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經典敍事學因建立了敍述聲音、聚焦、敍事時間和空間等基本概念而備受關注,近二三十年已發展裂變成為包括女性主義敍事學、認知敍事學、修辭性敍事學、非自然敍事學等流派的後經典敍事學,其特點是重視語境研究和跨學科性。這為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和研究方向。尼古拉耶娃將後經典敍事學開創性地引入兒童文學研究,她在《為學而讀:兒童文學的認知進路》中基於認知心理學和腦科學,研究了年輕讀者對小説的認知和情感投入,探索了小説如何激發感知、注意力、想象力和其他認知活動,引起了學界強烈關注。此外,美國著名認知敍事學家麗莎·尊希恩也在採用認知敍事學理論研究兒童文學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她提出兒童文學的多層認知嵌套具有和成人文學所不同的特點,從常規三層認知嵌套降級為兩層認知嵌套,給兒童文學帶來不同的認知主體性建構機制。這些新興的後經典敍事學研究開創了兒童文學敍事研究的新氣象。

敍事理論對兒童文學研究的適用性尤其體現在對當代兒童文學作品的分析上。一些兒童文學作品在選擇敍述者的類型和聚焦角度的時候受到傳統文學作品很大的影響,如《哈利·波特》採用了其作者最欣賞的作家簡·奧斯丁的第三人稱受限全知視角來通過哈利的視角講述主人公的道德上不斷走向成熟的過程,這一視角在創造人物主體性上起到了關鍵作用。此外,兒童文學不斷嘗試打破常規,創造出兒童讀者喜聞樂見的新藝術形式,這在形式上也打破了我們對於兒童文學及其子文類的傳統定義,例如國內近些年大量引進的歐美圖畫書,如《忙忙碌碌鎮》等。這些作品介於故事、圖畫書和科普讀物之間,包含了豐富的文本層次(故事層、氣球對話層、插圖層、圖內文層)。不同層次相互競爭,造成了豐富的閲讀方式和順序,這都是其他文學理論難以解釋到位的。因此敍事理論在面對不斷湧現的新的兒童文學作品形式時尤為適用。

國內的兒童文學研究在新世紀以來走向繁榮昌盛,在採用新研究方法和跨學科視角上有着可喜的進展,例如方衞平、趙霞、陳恩黎等對兒童文學的文化研究,以及譚旭東、胡麗娜的媒介研究,他們積極採用文化研究、大眾傳媒、狂歡化等西方理論術語,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語境特點和生產消費機制進行了創新研究。但敍事研究仍比較少見,這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起步期主要有梅子涵的《兒童小説敍事式論》和楊鵬的《卡通敍事學》。前者在國內第一次系統地梳理了中國兒童小説的敍事模式,後者討論了美國和日本卡通故事創作的藝術規律以及中國原創卡通的出路問題。這兩部專著將經典敍事學研究首創性地引入兒童文學研究,具有奠基性的開創意義。近些年這方面研究則聚焦於兒童文學的各個子文類,在嚴格的敍事理論指導下開展深入研究。謝芳羣的《文字和圖畫中的敍事者》對兒童文學的敍述者類別和敍事功能進行了探討,常立等的《讓我們把故事説得更好》梳理了中國原創圖畫書的敍事話語特點,聶愛萍的《兒童幻想小説敍事研究》研究了兒童幻想小説的敍事模式、視角、時間敍事和空間敍事特點。

國內的兒童文學敍事研究成果近些年不斷湧現,但美中不足的是普遍採用較早的經典敍事學,而敍事學發展更新迅速,正如尚必武所説,“現在的敍事學國際前沿基本上指的就是後經典敍事學”,理論龐雜,術語眾多。若能將後經典敍事理論引入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推動研究方法論進一步創新,應能為我國的兒童文學研究提供良好的學術增長點。這方面的研究具有極強的創新意義,例如從認知嵌套、認知地圖等腦認知敍事機制探討圖畫書主題意義,對兒童文學中的女性敍事話語的場域建構研究,以及對災難體裁兒童文學中的敍事壓力和修辭倫理研究,都是嶄新的研究方向。積極推動兒童文學的敍事研究,尤其是後經典敍事學的研究,能積極推介前沿研究範式,進一步將我國的兒童文學研究推向縱深化、前沿化和國際化。